中俄文化

编者语:

动笔之际正值俄总统普京抵华,耳目所至铺天盖地的报道中以中俄能源及其他经济合作为多。忽灵机一动,为何咱们不介绍一下俄文化?窥冰山一角也好,只言片语也罢,只是为引导大家从另一个文化的角度去发现俄罗斯,去更深地思考中俄关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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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文学交流期待重塑辉煌

“尽管相互是邻邦,但是中俄两国相互认知的程度甚至还停留在50年前”,这是俄罗斯驻华大使谢尔盖·拉佐夫于3月20日在“俄罗斯新闻中心北京启动”仪式上,对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状况的评价。他希望,通过今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和明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的一系列活动,增进双方国民的了解与沟通。

据悉,在中国的“俄罗斯年”框架内,出版和文学方面的交流活动将纷至沓来。3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抵京的当天,俄罗斯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俄文图书展开幕,200余种近几年在俄罗斯出版发行的中国书籍在北京新闻大厦展出。近期,俄罗斯作家协会将向俄罗斯文学的资深汉译者颁发奖章和证书。8月底,俄罗斯代表团将作为主宾国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据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的工作人员葛宁介绍,“俄方今年参展的官方代表级别很高,展位面积共计1000多平方米”。另据俄新社透露,BIBF上将有100多家俄罗斯出版社和8000多本书籍参展,届时还将有20多位俄罗斯作家访华,将从不同角度介绍当今风格各异的俄罗斯文学流派。在中国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推出一部俄罗斯当代作家作品的大型合集,由俄方提供选题和原文,中方负责翻译,将在今年5月面世。另据了解,国内其他一些出版社也正与俄方积极接洽合作事宜,而一些文学杂志会推出俄罗斯文学专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刘文飞指出,中俄双方的文化交流在20世纪曾有一个特别辉煌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但苏联文学被大规模引进到中国,中国现当代文学也被大量介绍到苏联,鲁迅、茅盾、巴金、艾青等在当时都曾拥有大量苏联读者。但不久以后,随着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双方的文学交流急剧缩减,直到苏联解体之后,这一现象仍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刘文飞说,“今天,在俄罗斯的图书市场,孔子、孟子、老子的作品几乎家喻户晓,从《诗经》到《红楼梦》,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大多都有俄译本,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俄译本却并不多见”。今天的俄罗斯作家所关注的主要是俄罗斯的现实,其次是西方的文化,然后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应该说他们对我国当代文学的关注是不够的”,刘云飞说。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王蒙、张洁、冯骥才等人的作品都先后在苏联或俄罗斯面世,但总体上,俄罗斯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的规模都非常小。值得庆幸的是,俄罗斯今天仍活跃着一支对中国文化有很深感情的汉学家队伍。据南开大学阎国栋教授称,俄罗斯每年出版研究中国的专著有70多部,俄罗斯汉学家分布在从莫斯科、圣彼得堡到伯力和海参崴的近50余家研究机构中。

  同样,俄语文学在中国也遭到冷遇。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版权主任李迎庆表示,从中图公司的统计数据看,1999年至今,中俄的图书版权交易非常稀少,尽管版权部曾几次向国内出版社推介过俄版图书,但都少有人问津。因此,中国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了解似乎还停留在多年以前的水平上,对俄罗斯国内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对俄罗斯当代蔚为壮观的后现代文学潮流及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成就,都缺乏了解。刘云飞认为,面对当代俄罗斯文学多元局面,整体把握和系统译介难度日益增加;另外,英语文化做为强势文化占据了国内引进翻译的相当份额,俄罗斯文学变成了“小语种文学”,已被边缘化;还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际声望的下降间接地影响到其文学和文化的辐射力。“尽管国内的俄语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把俄罗斯文学现状完整、及时介绍给了国人,但是很多出版社考虑到经济效益问题,表现得并不积极。”

  有关专家认为,“俄罗斯年”的到来为改变中俄文学和出版交流的冷清局面提供了一个契机。鉴于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并且当前两国之间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日益趋热,两国之间在文学、出版领域的合作是大有可为的,对于中俄两国的出版界,这也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俄罗斯年”部分文化活动

  “俄罗斯艺术300年:俄罗斯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珍品展”

  3月21日-5月,北京,中国美术馆

 

  “开放的俄罗斯:当代艺术展”

  3月21日或22日,北京,中国美术馆

 

  俄罗斯国立模范大剧院演出团体在“俄罗斯年”开幕式上演出

  3月2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俄罗斯影片回顾展

  4月-5月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藏品展

  8月/9月-11月,北京,故宫

 

  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藏出土文物展

5月底-8月,北京,西安

高尔基

 

高尔基(1868-1936)生于下诺夫哥罗德城。青年时代在贫困中度过。1895年发表的《切尔卡什》至今仍不失为他的杰作之一。1902年写的《二十六个和一个》被认为是他最优秀的短篇小说。《母亲》作为他唯一一部反映俄国革命运动的长篇小说仍具有相当的重要意义。1913-1923年发表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俄国最优秀的自传文学之一。1934年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他后期的作品大都描写革命前的时期。《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是他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他的卷帙浩繁的作品《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一部试图描写1870-1924年间俄国知识分子的四部曲,是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其中有关托尔斯泰的回忆写得十分生动,被誉为他的杰作。他是唯一全面反映革命前和革命后两个时期的作家。他审察生活的能力、塑造人物性格的才能,以及对于俄罗斯“底层”的深刻理解,都是使他赢得巨大声誉的重要因素。

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是为了能够说出和写出真情。然而,说出真实情况是一切艺术中最困难的一门艺术。             

——高尔基

  我们都知道高尔基,他的生活经验丰富极了,他熟悉俄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也熟悉俄国其他阶层的实际情形,所以才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

  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

——鲁迅论高尔基

契诃夫

  契诃夫是一位非常有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温和而忧郁的眼神,他的细腻而柔美的叙述,他的善良而高贵的灵魂……作家柯罗连科这样回忆道:“我眼前是一位年纪很轻而外表尤为年轻的男子,中等以上身材,脸呈椭圆形,端正而清秀,还没有失青年人特有的轮廓……连他那双深邃而发光的蓝眼睛,也显示了他的思想和近乎孩子气 的天真直爽。”他多么像一个来自乡村的诗人,用天真而忧郁的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世界。

  1890年4月21日晚。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利火车站。契诃夫辞别了亲人和朋友,毅然踏上了去萨哈林岛的火车。

  从莫斯科到萨哈林岛,是一段非常艰难的路程。契诃夫的旅行路线大抵是这样的:从莫斯科岛雅罗斯拉夫利坐火车,从雅罗斯拉夫利到彼尔姆坐伏尔加河和卡马河上的轮船,从彼尔姆到秋明再坐火车,从秋明到贝尔湖坐四轮马车,再往下就交替着坐轮船和四轮马车,直达太平洋到萨哈林岛。据计算,这段路程总计近1万俄里,其中4000俄里要乘坐乡间的破车。这么远的路程,又是这么地艰难。对一个在斗室里从事创作的人而言,这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朋友们全都认为,契诃夫的这次旅行将是一个错误。但作家却不这么认为。

  1888年,契诃夫写了一篇政论文章《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文中,契诃夫赞扬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伟大:“像死者这样一些人,在整个世纪,整个社会,除了对学术的和国家的贡献之外,还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一个普尔热瓦尔斯基或者一个斯腾利抵得上一所学校和一百本好书……在我们这时代,当欧洲社会懒惰充斥,生活郁闷和缺乏信心时,当到处尔虞我诈、对生活厌倦和对死亡恐怖时,甚至当好人忧郁缺乏生活目标,无所事事,为自己的懒惰和腐化辩解时,苦行者是十分需要的,就像需要太阳一样……”契诃夫的出走,似乎已是必然中的事了。当一名时代的苦行者,就像普尔热瓦尔斯基一样,从新去寻找生活的目标,这是多么值得啊!

  1889年年底,契诃夫偶然读到弟弟米舍尔在一堂刑法课上记的笔记,他这样自言自语道:“我们对于犯人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到宣布判决时为止。当犯人被送进监狱,我们就把他彻底遗忘了。然而,监狱里的情况又怎样呢?”从那一刻起,契诃夫眼睛一亮,仿佛在黑暗的地狱里看到了阳光,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在动身去萨哈林之前,契诃夫告诉朋友苏沃林:“只有对于一个不往那里流放成千上万的人、不为之耗资数百万的社会,萨哈林岛才是无用和无意义的……萨哈林是一个不可容忍的痛苦之地,这样的苦痛,只有人,不管他是自由人还是奴隶,才忍受得了……遗憾的是,我不是一个爱动感情的人,否则,我会对您说,我们应该到萨哈林这一类的地方去朝圣,就像土耳其人到麦加去朝圣那样……今天,整个文明的欧洲都知道,谁应对此负责:不是狱吏,而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难道这与我们无关,难道这不使我们感兴趣吗?……不,我可以向您肯定地说,萨哈林必须去,去是有意义的。”萨哈林在作家的心里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就像是一个古老的宗教朝圣地。虽然作家不像土耳其人那样狂热地去朝圣萨哈林,但作家所具有的那种勇气已经让人感到敬佩。

  在漆黑的夜里,作家出走了……契诃夫的出走,让我们感受到俄罗斯作家的苦难意识与悲悯意识;让我们感受到俄罗斯的作家实际上很具有人情味的。

叶赛宁

叶赛宁(1895-1925)俄罗斯诗人,“俄罗斯大自然的歌手”,白银时代农村诗人和意向派诗人的代表。短短一生写下大量诗歌,诗集有《亡灵节》、《酒馆莫斯科》、《苏维埃俄罗斯》,长诗《安娜·斯涅金娜》、《黑影人》等 。  

从看不见的丛林的蔚蓝中,/传来星星的赞美诗。

  手风琴在急急歌唱,/歌唱天堂和春天。

  望不到边也望不到头——

只有一片蓝色啄着双眼。

——叶赛宁

她的生与死是一部宏伟的艺术作品,是生活本身所创造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最好不过地描绘出城乡关系的悲剧性……这是一部深有教益的悲剧。它的价值不亚于叶赛宁的诗。乡村自从和城市发生了冲突以后,从来没有谁如此痛苦地碰得头破血流,这种悲剧还将继续重演。                      

——高尔基

俄罗斯的贝多芬: 肖斯塔科维奇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刊登了一帧照片。照片上是著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被德军围困的列宁格勒,身穿消防制服、头戴消防帽的一个侧面肖像。从此,这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照片便成了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一个重要象征,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肖斯塔科维奇以一曲《列宁格勒交响曲》闻名全球。他还创作了许多重要作品,在上世纪50-70年代,已是苏联乐坛上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位被官方推崇备至的人物,也经受了风风雨雨,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肖斯塔科维奇19岁毕业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他的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显示出惊人的才华和娴熟的技巧,像是出自一位成熟、睿智的作曲家之手。他的早期作品个性鲜明,具有现代派的特征。20年代是苏联文艺界各种创作流派争奇斗艳的时期,他和许多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一起,孜孜不倦地进行艺术探索。进入30年代,先锋派的实验便告结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唯一准则。

  1934年肖斯塔科维奇完成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手法新颖大胆,上演后风靡一时。但到了1936年2月,《真理报》发表题为《喧噪代替了音乐》的社论批判该剧:“这种音乐令人难以捉摸……唱歌被喊叫所代替”,“它是故意做得‘颠倒凌乱’”,“苏联音乐中这种倾向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小资产阶级的‘革新’,结果是脱离真正的艺术,脱离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文学。歌剧作者借用了爵士乐中那些歇斯底里、痉挛、癫痫的东西。”

  几天后,肖斯塔科维奇的舞剧《清澈的溪水》又受到《真理报》的批判:“木偶式地歪曲集体农庄的生活”。十天内连遭两番轰炸,这种处境令人不堪设想。但为了亲人总得活下去呀,他咬咬牙挺过来,转年完成《第五交响曲》。这部作品发扬了俄罗斯古典交响乐的优良传统——高度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再没有标新立异的东西。果然,它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聪明的作曲家用自己的新作来回答对他的批判。于是他被认为“虚心接受正确批评”,从而暂时度过了难关,在大清洗中没被触动。看到与自己同时受批判的戏剧家梅耶荷德的悲惨命运,肖斯塔科维奇不禁胆战心惊,从而认清了现实的残酷性,暗自思忖,要学会在夹缝中求生存。

  自1937年起,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任教。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列宁格勒被法西斯侵略军围攻了900天。他和同事们自愿留守。他被编在消防队,每天身穿消防制服在楼顶值班,只要警报一响,便奋战火海。在战斗空隙,创作了反映保卫列宁格勒战斗的大型作品《列宁格勒交响曲》。希特勒曾疯狂扬言:要在1942年8月9日攻下列宁格勒,并要在市中心举行阅兵式。可是到了这一天,列宁格勒音乐厅里却首场演出了《列宁格勒交响曲》——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在列宁格勒演出前,人们已用微型胶卷拍摄下这部作品,并带到西方,最先于英国广播演出,后又在美国演奏了62场。《列宁格勒交响曲》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被誉为“英雄交响曲”。人们评论它“表现了人类精神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具有贝多芬的特征。”一位美国听众欢呼道:“什么魔鬼能战胜创造了这种音乐的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历尽浩劫的苏联人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在付出数百万人的生命取得胜利后,人们渴望一个比较宽松的生存环境。然而事与愿违,由于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日丹诺夫与马林科夫为争夺斯大林接班人这一宝座,从而引发出一场整肃文艺界的政治运动。1946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作报告,严厉批判作家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这场运动涉及面很广,肖斯塔科维奇也未能幸免。评论界批评他自《列宁格勒交响曲》之后,多年没写出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作品,谴责他的某些新作存在严重缺点——过多地表现痛苦、甚至是病态心理,过多地注意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

  日丹诺夫为牢牢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继续执行极左的文艺路线。1947年是十月革命30周年,中央号召作曲家为纪念这个伟大节日创作出优秀作品。但是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和哈恰图良等优秀作曲家拿出的作品都不能令日丹诺夫满意。整顿音乐界的时机到了。二流作曲家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成了日丹诺夫的一个突破口。这部歌剧的内容反映高加索地区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斯大林看后很生气,认为剧中有政治错误,尤其让他不悦的是歌剧颂扬了一位战前格鲁吉亚籍的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泽。这个人物深深触痛了斯大林,因为奥尔忠尼启泽死时对外宣布的是心脏病猝发,其实他是由于斯大林的迫害而开枪自杀的。

  日丹诺夫立即以这部歌剧为把柄,1948年1月召开为期3天的作曲家会议。1948年2月10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决议点名批判了一大批作曲家,音乐界“三巨头”——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都在其中,统统都是“反人民的形式主义者”。其实肖斯塔科维奇才是日丹诺夫的真正攻击目标。于是再把肖斯塔科维奇1936年的“错误”翻出,新账老账一起算。肖氏在作曲家协会的领导职务被免去,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授课也受到限制。面对这种形势,他只好表示:“用顽强的、创造性的劳动,创作出与苏联人民心心相印、为他们所理解和喜爱的作品。”

  肖斯塔科维奇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创作出了一系列歌颂性的作品,有以苏联改造大自然为题材的清唱剧《森林之歌》,描写俄国1905年革命的《第十一交响曲》和反映十月革命的《第十二交响曲》。他还为许多脍炙人口的影片,如《青年近卫军》、《米丘林》、《易比河两岸》、《攻克柏林》、《难忘的1919》和《牛虻》等配乐。以上作品受到好评,惟独《第十交响曲》因有怪诞、黑暗的形象,引起激烈争论。有人认为作品存在“近似歇斯底里的痛苦感觉”,说他描写的多是现实生活中的否定面,所以又遭到猛烈谴责。

  关于《第十交响曲》,我国当代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曾讲过自己与之有关的一件事:1953年风华正茂的李德伦到苏联深造,听了肖斯塔科维奇这部新作感到晦涩难懂。他困惑不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如此沉重?和苏联同行谈及此事,对方只报以苦笑。到了70年代,经历过雨雪风霜之后,年届花甲的李德伦再次聆听这部作品,对其音乐语言似乎一下子懂了许多,引起心灵共鸣,从此对它情有独钟。后来他亲自指挥演出了这部交响曲。

  从50年代中期开始,肖斯塔科维奇的各种荣誉纷至沓来。1958年苏共中央撤销了《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错误决议,为肖斯塔科维奇等作曲家恢复名誉。1960年被吸收加入苏联共产党,并成为苏联作曲家协会领导人之一。1962年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1966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共6次获国家奖金。

  1975年肖斯塔科维奇病逝。以后每逢他的诞辰,官方都要举行隆重的纪念会,尽管他的子孙都已定居西方。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忠顺的作曲家。直到1978年美国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回忆录里展现出他复杂的内心世界,世人才对其心路历程有所了解。作曲家说,音乐是他惟一的精神支柱。他的创作并不是为了歌颂谁,但为了生存,为了能从事他爱入骨髓的音乐事业,不得不采取某些应变措施,甚至做过违心的事。他声称自己的许多交响曲都是墓碑,是为极权屠刀下的千千万万死难者所树立的墓碑。

  音乐界高度评价肖斯塔科维奇,称赞其音乐达到了在特殊时代中艺术创作的极致,甚至将他誉为20世纪的贝多芬。

大诗人艾基

----北岛称,艾基与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一起,组成了20世纪俄国诗歌的金链

 

  俄罗斯当代大诗人根纳季·艾基(Gennady Aygi),因长年癌患不治,2月21日病逝于莫斯科一家医院,终年71岁。

  俄通社-塔斯社的报道称,艾基已于2月24日下葬于家乡夏穆尔金诺村,此地位于莫斯科以东650公里的伏尔加河沿岸地区。

  他生前长期被视作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其作品译本跨越20余种语言。中国诗人北岛更将他归入20世纪俄罗斯三大诗人之列。

  在北岛去年出版的诗论集《时间的玫瑰》中,有一章专论艾基。“关于俄国诗歌的金链,我提到了三个名字: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艾基。”北岛写道。

  艾基最初以家乡的楚瓦什语(属与俄语迥异的突厥语系)创作,后听从朋友——大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劝告,从1960年开始,方全面改用俄语。

  1934年8月21日,艾基生于俄联邦境内的楚瓦什共和国,本姓李辛(Lisin),后改艾基,意为“那一个”。其父乃当地的乡村教师,曾将普希金的作品译成楚瓦什语。艾基的未来,似乎自那时起便已注定。1949年,他开始在当地的楚瓦什语杂志上发表作品,很快成为公认的先锋作家一员。

  1953年至1958年,艾基求学于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住在城郊作家云集的佩列捷尔金诺,与帕斯捷尔纳克为邻。

  1958年,艾基出版了个人首部诗集。但此时,与获诺贝尔奖后正遭批判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让他惹祸上身。高尔基文学院于同年将他开除(北岛文章记为1959年),理由是“创作了怀有敌意的诗集,破坏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基础”。

  对此,北岛的见解是,这与官方话语在文学写作中建立的“严格的纪律”有关,“在这样一种铁的语言纪律中,词语没有呼吸,没有生命,词语的意义被刻意地扭曲……”比如,祖国即母亲,红色即革命,“一旦词与物、词与词的关系这一基本因素被确定,那么整个语言系统也随之变得僵化。”北岛在《艾基: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一文中写道:“艾基的诗歌正是对官方话语的一种解构。”

  即使以当年的标准,艾基也绝不属“反动诗人”或“异议分子”,只是他作品中的文学新意或许令人不安;他的诗作也从来不是政治性的,只是渗透着浓郁的悲剧色彩。可到了今天,他仍然是俄罗斯诗坛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作品的英译者彼得·弗朗斯(PerterFrance)为《卫报》撰写了艾基的讣闻,他写道,艾基的自由诗体(“自由”一词,显然绝无政治含义),对俄语诗歌传统而言,未免太过另类。他的世界主义的视野、非俄诗风与朦胧意象,均在本国遭受不少指责。其作品“总是处于睡与行的交界,是一种通向欲言之物的充满模糊与静默的媒介”(《卫报》,2月25日)。这些短诗虽然安闲而简洁,没有同代诗人那么多纷繁的词语,但对其听众,仍然自有一种咒语般的强大魔力。

  他将自己的一部诗集献给柏拉图,并题记如下:“黑夜是笃信光明的最好时间,”与已逝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相比,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弗朗斯选其诗作《向歌唱致敬》(Saluteto Singing)中的一节,借以说明他那种极具穿透力的纯净:

  如同我们父辈的苎麻地,森林树冠齐平,上空游走着我的歌声,仿佛森林在歌唱。

  对艾基作品的风格,在前文提到的书中,北岛有准确的认识与精致的分析,甚至逐词逐句,足可学习与参阅。

  在艾基完全改以俄语创作后,他的诗作在苏联国内已少有出版,而在楚瓦什家乡和国外,他倒越来越为人所熟知。

  艾基长于短章,有时短至整首诗只有一个词。家乡牧歌般的景色,如薄雾笼罩的田野,森林,以及农家的炊烟,总是出现在他的诗中。无法出版个人作品时,他转向翻译,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他将大量诗作译为楚瓦什语,又编选楚瓦什民间诗集,介绍给世界。

 

  1961年到1967年,他在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上班。期间,对俄法现代主义诗歌大有研究,尤其是波德莱尔。此外,尼采、基尔凯郭尔、卡夫卡和诺尔维德(19世纪波兰诗人)等人的作品,也让他受益匪浅。

  1972年,他编选的法语版楚瓦什诗集,获法兰西学院奖。更危险的是,他在国外的俄侨刊物《大陆》(Kontinent)发表了作品,这令他在国内再度遭到批判。

  此后他成为无业游民,住在莫斯科远郊一处冷僻的小屋,仅以翻译勉强糊口。

  直到1987年之后,艾基的诗集才陆续公开面世。他立刻成为明星式的诗人,各类荣誉接踵而来,不仅受封为楚瓦什“人民诗人”,得到法国荣誉军官骑士勋章,亦可自由出国参加各种文学活动。

  艾基一生四婚,育五子一女,其中二子阿列克谢,已成著名作曲家,女儿维罗妮卡,曾使他得到灵感,写出不少佳作,集于诗集《维罗妮卡之书》(Veronica's Book)。1989年,他娶德国女学者加琳娜·库波尔斯卡娅为妻,从此安度晚年,直至他生命终点。

  今年2月,俄罗斯《新时代》杂志刊出了对艾基的长篇专访——该刊网站(www.newtimes.ru)尚可见专访全文。艾基谈到了先锋诗人,谈到现代主义和未来派,布尔加科夫,他与同代诗人和画家的关系,以及后“9·11”时代和俄罗斯的政治现实。

  但对当前的俄语诗坛,他大失所望,表示自己对近年来的后现代诗歌没有兴趣,还哀叹如今诗人们正在抛弃写作的道德目标,“我还记得那个愤世嫉俗的笑话:诗人与别的狗没什么不同,只不过他是条会说话的狗。”他说。

  在这篇专访中,艾基说:“诗歌就像雪,总是与我们相伴。下雪,融化,可它还是在这儿。其过程是另一件事,就此而言,它既非‘今天’,亦非‘明天’或‘昨天’。诗歌与死亡的主题紧密相联。它关注的词语紧邻着生活、死亡、上帝,或是那种创造了万物的不可言说的力量。因此,诗的语言就是一条线,把我们与死亡和上帝连在一起,这种连结、力量和丝线,将我们引向创造了世界的造物主,也将我们置于,嗯,一种困境。”

  1992年,在鹿特丹接受诗人张枣的采访,被问到写作在今天这个破碎的时代是否还有可能性时,艾基说:“我想起叶赛宁的一句话:诗并不难,难的是度过完整的一生。人得学会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彼此了解对方的不幸和忧愁,人得与大自然生活在一起。一棵树受难我们也受难。总之,人得过他的生活,并给予他的生活一定的意义。生活决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短促和片面,生活是地久天长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写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种必需。” (转引自北岛文章)

  雪

  作者:根纳季·艾基,北岛译

  雪来自附近

  窗台的花陌生。

 

  向我微笑只因为

  我不说那些

  从来不懂的词。

  我所能对你说的是:

 

  椅子,雪,睫毛,灯。

 

  而我的双手

  简单疏远,

 

  那些窗框

  像从白纸剪下,

 

  但在那儿,它们后面,

  围绕着灯柱,

  雪旋转

 

  正来自我们童年。

 

  将继续旋转,当人们

  记住地上的你并和你说话。

 

  那些白雪花我

  真的见过,

  我闭上眼,不会睁开,

  白火花旋转,

 

  而我无法

去阻止它们。                       

1959年-1960年

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1905-1984),他17岁开始写作。1926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顿河的故事》,1925年开始,他历时12年完成了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1932年后他又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28年后完成。1965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人们变得更完美,心灵更纯洁,能够唤起对人的爱,唤起人们积极地为人道主义和人类进步的理想而奋斗。如果我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我就是幸福的了。                            

——肖洛霍夫

  《静静的顿河》是俄罗斯民族对世界文学的一个贡献。它展现了20世纪人类与个人的命运。它是杰出文学家的热切期盼,希望世人保护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拒绝一切战争与暴力,肯定人生自身的价值,个人生活应与人民生活、与宇宙融合。小说肯定了生命战胜死亡的思想。

俄侨诗人科洛索娃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曾引发了俄国20世纪的第一次移民浪潮。数以百万计的俄国人离开祖国,背井离乡,流亡到世界的各个角落。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哈尔滨、上海等城市就曾经生活过大约25万之多的俄国侨民。由于他们的远道而来,使得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生了根、发了芽,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学在远东的重要分支。其中,主要的创作形式是诗歌。玛丽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科洛索娃(Мариан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Колосова)则是众多俄侨诗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她在中国出版了五本诗集,对远东侨民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玛丽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科洛索娃原名里马·伊万诺夫娜·维诺格拉多娃(Римма Ивановна Виноградова),常用笔名Елена Инсарова、Джунгар和Юржин。科洛索娃于1903年5月26日出生在俄国阿尔泰地区,后移居到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她来哈尔滨的准确日期,已无从考证。但是,根据目前的资料,可以断定,她迁到哈尔滨的时间应该不早于1921年。在哈尔滨,她结识了律师波克罗夫斯基(А. Н. Покровский,1898-?),并结婚。

  科洛索娃经常在《边界》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诗作。《边界》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它把“使读者与俄罗斯文学创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视为自己的使命。同时,科洛索娃还向各种持不同政见的报刊投稿。她如此勤奋的原由,是生活所迫。她在哈尔滨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几乎完全靠写诗来维持生计,而稿费又微乎其微。《边界》杂志向她支付的稿酬是每行4戈比,别的报刊杂志就更少了。为了生活,她只好开办了一家收费的小型图书馆。几经周折,该图书馆的书流入苏联。时至今日,在莫斯科的一些旧书店里偶尔还能碰上带有科洛索娃印章的书籍。

  1928年,科洛索娃在哈尔滨的第一本诗集《歌之军队》问世。之后,每隔两年出版一本。1930年出版了她的第二本诗集《上帝,救救俄罗斯!》,1932年第三本《我不屈从!》,1934年第四本《迎着宝剑的撞击声》。科洛索娃的倔强性格可以从这些诗集的名字上窥见一斑,“军队”、“挽救”、“不屈从”、“宝剑”,带着火药味,充满了反抗精神。除此以外,科洛索娃还有一部分诗歌只是刊载在文学杂志上,而没有收入到她的诗集里。科洛索娃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高产的诗人。据统计,哈尔滨俄侨作家出版的诗集总共有六十多本,而科洛索娃一个人就出版了四本。

  1935年,科洛索娃和丈夫离开了哈尔滨,来到上海。此时,诗人经常在《帆》杂志和其他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在哈尔滨、上海出版的俄文报纸和杂志大量刊载侨民作家的作品,对侨民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37年,科洛索娃的第五本诗集《铜的嘈杂》问世了。

  在上海由于经济困难,杂志一般不付稿费。科洛索娃得不到稿酬,又操起了经营图书馆的行当,勉强养家糊口。据有关资料表明,该图书馆的图书至今还保存在上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诗人像众多俄侨一样,充满了爱国热情。甚至还在1945年加入了苏联国籍。但不久,上海俄侨文学界就得到了佐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被批判、被开除作家协会的消息。女诗人因苏联国内文学创作上的不自由而感到压抑,留下了眼泪。科洛索娃在报刊上公开声明退出苏联国籍,其他的侨民文学家们也纷纷效仿她的做法。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俄国流亡者离开了中国。他们中有一些人回到了苏联,而另外一些人则到了别的国家。至于科洛索娃,很长时间都杳无音信。由此,产生了关于她的大量猜测和传闻。有人说,她也乘船去了某个地方,不过,在途中遇到了风浪,被卷走了。

  1990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附近的公墓,人们偶然发现了她的墓碑,上面写着她去世的日期——1964年10月6日,享年61岁。原来,她和丈夫在二战后离开了中国,先到菲律宾,又到巴西。在1957或1958年间来到了智利,仍然靠开办图书馆度日。也许,她还在继续写诗,但那时已经没有发表的必要了。在智利全国的俄侨人数,大约只有300人。

  女诗人就这样悄悄地毫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结束了漂泊的一生。她所眷恋的祖国也永远留在了她的诗歌中。侨民的生活为她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素材,也使她备受煎熬磨难。诗人的一生,是悲是喜,是胜利的逃亡还是失败的反抗?无论是哪一种,它都成为了20世纪那段特定历史的一个碎片。

  失去祖国和亲人的痛苦是所有俄罗斯侨民诗歌的一种基调。只有回忆能够帮助他们活下去,忍受一切苦难,克服一切困难。“阿尔泰的金色湖泊,高傲地耸立在原始森林上的群山——这是我亲爱的故乡,这是我最宝贵的地方!”(《赠乌利肯》,1937)

  “祖国”和“异乡”的题材在女诗人科洛索娃的诗歌中交织着,充满了惆怅和孤独。女诗人为祖国点燃蜡烛,向上帝祈祷。“在法国,在智利,在中国,回响着我们的好听的语言;但是每个人都向往着家园,对异乡谁都不能习惯。任何时候谁都不能决定,把俄罗斯永远忘怀。不要用别人的方式祈祷,和把别人的生活喜爱。圣诞夜的教堂里,屈从于痛苦和不幸的我,弯下疲惫的双肩,在角落里小声哭泣……俄罗斯妇女只剩下,一处静静的避难所——教堂!我把自己的疼痛和疲倦,带到这里献上。‘上帝呀,——心灵发出的声音,——请听我的祈祷!给男人们——故乡的事业,给女人们——教堂和家庭!’神像前燃着蜡烛……今天曾诞生基督!但是我们在这个高兴的夜晚,不能抑制泪水的流出……”(《异乡的圣诞节》,1934)

  在科洛索娃对祖国的回忆中,包涵了所有的情感——“热爱……背叛……颓丧……”。生活在异乡的逃亡者们真的是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吗?恰恰相反,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牵挂着祖国。对俄罗斯的思念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他们的心灵。在现实生活中,诗人是痛苦的、苦闷的。只有置身大自然,融于大自然时,她才能得到一丝的安慰,心灵才能得到片刻的休息。像当时的许多诗人一样,科洛索娃为了逃避心灵上的痛楚,从大自然中汲取着创作的激情和力量。“烟在山谷上空像带子似的蔓延,尖顶的帐篷呼吸着烟。太阳在马群上面……高兴地讲那爱人的故事!……在永恒的孤寂中群山欲睡,古老的雪松在月光里幻想。”(《赠乌利肯》,1937)

  从上面所引的几首诗中,我们不难发现,科洛索娃的诗音乐性强,朗朗上口,韵律很有魅力。用词不追求艳丽,不矫揉造作,不抽象模糊。科洛索娃的诗不受形式上的拘泥。虽然当时的侨民诗人有象征派、超现实主义派、阿克梅派、未来主义派,而科洛索娃的名字不在任何一个流派之列。女诗人更应该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代表:她的诗中隐喻恰当,节奏感强,韵脚清晰,作品形象鲜明易懂。这些都是自普希金时代以来的俄罗斯诗歌的特点。“在遥远的平静的天际,有人叫去教堂祈祷,踩着星星——清晰的小石子,灵魂向彻夜祷告走去。”(《夜晚》,1935)

许多年之后,科洛索娃的部分诗歌被选入《回到俄罗斯——诗……》(1995)一书。这本文选介绍了200名20世纪前半期俄罗斯最优秀的侨民诗人。入选本身就说明了科洛索娃在俄侨诗坛上的地位,以及后人对她的公允。

找寻记忆的俄罗斯之旅

安葬于新圣墓公墓的俄罗斯

著名舞蹈家乌兰诺娃之墓

圣彼得堡辉煌灿烂的古典建筑

 

  前不久,有幸随同中国出版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第18届世界国际图书博览会。尽管在费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圣彼得堡等地逗留的时间十分短暂,但它予人留下的印象却是隽永而难忘的。

  俄罗斯民族不愧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和国家底蕴的泱泱大国,我们看到的是莫斯科市民的那份疏缓自信和从容淡定。对于我们这样一些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的人来说,我们的幼年青年,似乎都处在一种与莫斯科有着某种精神联系或情缘的社会政治氛围中。当我们一行踏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土地,有意无意地总是在那里继续找寻社会主义国家的痕迹和影子。

  苏联虽然解体了,但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灵中,昔日社会主义的情景记忆依然难以一笔抹去。红场上的列宁墓中,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仍然一如既往地安卧在那里,定时有限制地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在列宁的灵柩前深深三鞠躬,在我看来,面前安卧着的是一位令我从小景仰和爱戴的精神领袖和导师,不管中俄两国在各自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如何变化,人民的互相往来和历史情缘似乎是永远割不断了。

  莫斯科的新圣母(或曰新修女)公墓,是紧挨着麻雀山东侧新圣母修道院的大型墓地,据说,最早这里是古代皇族的陵园。公墓中安葬着俄罗斯(甚至也有外国)的已故政要和各界名流,赫鲁晓夫、普希金、契诃夫、果戈里、奥斯特洛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斯塔科维奇、斯坦尼拉夫斯基、乌兰诺娃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长眠于这一片精致的石雕塑森林中。每座墓地皆精雕细刻、风格迥异且别具匠心。一座座墓碑,蕴涵着主人公传奇的人生,此时此刻,任何光顾于此的人无不为之深深震撼。竟然忽略了寒意和疲惫,在对着这些高贵灵魂的精神追索和寻觅中,反而处处弥散着静谧、幽香和诗意。

  博物馆、大教堂、修道院和城堡,一座座古建筑几乎成为一路上的视觉盛宴。那座矗立于苏兹达拉克里姆林宫中的白石圣诞节教堂,保存有不同时代的壁画残片和17世纪具有五顶教堂形式的大型外设吊灯。与圣诞节教堂遥遥相对的是一座闻名于世的钟楼,竣工于公元1635年,并于17世纪末安装了带有音乐装置的鸣钟,该钟在需要时可以连鸣一分钟、一刻钟甚至一小时。教堂、宫殿以及与其有关的钟楼的拱形走廊,其协调精致丝毫不逊于意大利的闭合式宫殿。1993年,圣诞节大教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苏兹达利的历史值得称颂,弗拉基米尔的早期辉煌更值得一书。这是一座享有国际声誉的古典名城,位于欧洲平原的中心,坐落于距离莫斯科东北190公里的克利亚济马河畔。面积约60平方公里,居民35.7万,这是一个大型的工业中心,云集着机械、仪器制造、电子设备、化学、轻工、食品工业以及高新技术等企业。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弗拉基米尔有8个国家和非国家高等教学机关,州高尔基图书馆有逾百年历史。每天有大量的报纸出版,专业作家、自由撰稿人以及画家们声望卓著。来到此地,你将看到始创于12世纪的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石造史诗和舒适迷人的历史画卷。其中,金门、古水塔、圣母安息大教堂和克尼金尼女修道院等堪称是上述浩瀚建筑中的代表作。这些建筑中蕴涵着弗拉基米尔乃至整个俄罗斯的沧桑和历史。

  大约在公元12世纪以前,弗城的历史鲜为人知。该城声望的雀起无疑要归功于安德烈,是他在其父基辅大公去世后,将首都从苏兹达利迁到了弗拉基米尔。新都定基后,安德烈不惜重金大搞城市基本建设,致使弗城的面目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向外延伸长达数公里的橡木结构城墙的土城、上述的金门(要塞)和圣母安息大教堂以及建造在郊外的博格柳博沃大公官邸都是当时弗城建设浓彩重墨的一笔。尤其是那个拥有4个圆顶塔楼、在塔楼的上面有高拱形门孔和军用场地的金门,它不但在战争岁月是攻不破的坚固要塞,即便现如今,它仍然被人们视为军事工程艺术的杰作和典范。

  俄罗斯的乡间音乐是美妙无比的,俄罗斯的乡村风光更是令人陶醉。我们来到芬兰湾畔的乡村,虽然极昼和极夜我们无缘观赏到,但我们却领略到了在波罗地海微风吹拂下的俄罗斯乡村的风情。虽值中秋时节,却已寒风瑟瑟、落叶飘零,不时从远处教堂传来阵阵悠扬的钟声,通往村庄的路边田埂小径上,偶有当地的民间艺人在自得其乐地纵情歌唱。

  在社会体制转型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俄罗斯经济遇到许多的问题和困难。尽管如此。这个民族由来已久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不可能因为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剧烈变化而变化。俄罗斯人从容率性,沿着他们固有的生活轨迹,并不在乎外界对它的感觉。要读懂俄罗斯,就必须走近它、深入它。

  前行中的俄罗斯,仍存在众多困难和问题,最不可恭维的无疑当属社会治安。这次实实在在领受了一把:我们好几个团员的财物被盗,有的几乎被洗劫一空。据说,有不少中国出境团遭此厄运。国人身上普遍带着现金,极容易成为窃贼下手的主要目标。

  近年来,俄罗斯发生了一系列种族主义袭击事件。正是这些现状的存在,给在俄罗斯游历或逗留的外族人士的心灵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俄罗斯旅游业的损失首当其冲。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泱泱大国,它的国内治安状况给外国游人(或外族人士)留下如此的感觉和印象,这对俄罗斯政府来说,估计也是一件既有些无奈又令其深感遗憾的事。

  作为一个外国人,要想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读懂俄罗斯,绝非易事。记得19世纪的俄罗斯诗人丘切特说过这样一句话:“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着特殊的东西。”这个特殊的东西就是“俄罗斯精神”,而这种“俄罗斯精神”的主要载体就是——“俄罗斯文化”。

俄罗斯早期地图

  对俄罗斯早期地图的研究和追溯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可以着眼的脉络线有两条,即俄罗斯本土和俄罗斯本土以外的西欧。由于在地理概念认识上的差异,两地在地图绘制方面的观念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古希腊时期和整个中世纪时期,普托列麦的地理学说在西欧一直占统治地位,它把海洋说成是平台状的,大陆只是在海洋里漂浮的象状体,或称鲸状体。

  15世纪末、16世纪初,哥白尼发现了新大陆。新大陆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发现,给普托列麦的地理学说以致命的打击,问题是如何才能纠正地理概念上的混乱,绘制出能够反映世界真实面貌的欧洲和其他大陆的地图。

  我们暂且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俄罗斯本土上。俄罗斯的情况更有些特别,他们似乎对普托列麦闻所未闻,同样也对西方航海家的经纬度测定法或根据地形照片进行测定的概念一无所知。他们我行我素地按照“描绘制图”法来绘制地图。很难想象,俄罗斯的这种“草图式”的地图究竟是怎么绘制出来的,但有趣的是,它还总能够大体反映实际疆土的大小和河流的分布情况,并能让持图者按图索骥地从这个城市成功地到达那个城市。

  与此同时,西方对封闭如谜的俄罗斯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由此,根据走访过莫斯科的外国人手中的资料绘制的一张莫斯科地图出世了。这是第一张由欧洲人绘制的“口述式”莫斯科地图,1544年在巴塞尔出版,编制人叫谢巴斯契扬·缪斯捷尔。类似于这样的“口述式”俄罗斯地图,后来也有记载和发现:一是德国人外交官齐格蒙德亲手绘制的,二是英国人杰金松在莫斯科停留时绘制的,而瑞典人奥拉乌斯·乌格奴斯绘制的俄罗斯地图则先后两次在威尼斯和罗马出版,地图上标明的俄罗斯北部地形,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地形很相像。

  后来,伊凡雷帝试图从西方人手中弄到莫斯科公国的地图,但未能如愿。1552年,伊万四世遂签署了测量土地、绘制公国草图的命令。但命令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拖延,直到四十多年以后,当时管辖军事战略和负责外乌拉尔疆土开拓的俄国官府机构才开始绘制工作,而就是这份“旧大草图”,后来被公认为“俄罗斯地图的原型”。

  1627年,当俄国社会重趋稳定的时候,地图绘制工作又开始了。但是,他们的观念并没有完全更新,袭用的还是观念陈旧的草图绘制法。他们把这些草图拼成了一张还算完整的俄罗斯地图,从瑞典和波兰的边界线一直到鄂毕河下游的整个俄罗斯疆土,在这张地图上都有清晰的反映,较之前文提及的“旧大草图”显然是有很大的进步。这张被后人称做“大草图”的地图,应该说是一张很有实用意义的俄罗斯法定地图。

  “大草图”是整体概念上而言的俄罗斯地图,那么,有没有局部概念上的俄罗斯地图呢?

  回答是肯定的。第一张局部概念上的俄罗斯地图是西伯利亚地图,它诞生于1668年至1670年间,绘制者是当时托博尔斯克市市长(他还是沙皇的远亲)的一个部下。地图反映了从乌拉尔到鄂毕河上游支流区域的俄罗斯疆土的面貌。但这张地图绘制比较粗糙,带有较多的约定成分,因而精确性不高。

  就在西伯利亚地图问世后不久,1673年至1674年间,由俄罗斯人自己绘制的第一本俄罗斯地图册诞生了。地图册由16幅俄罗斯局部地图和地形图组成,除此之外,还附有53幅城堡外观图。当然,外国人绘制的俄罗斯地图册也很有建树。瑞典驻俄武官艾里可·巴列姆克维斯特舰长手工绘制的地图就很有特点,它不是印刷制成的,而是用墨汁和颜料现绘的。两百年后,这本地图册还曾在瑞典档案库里展出过。

类似的俄罗斯地图手工制品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就是三张地图和六幅地形图,其真本迄今仍有保存。地图上反映的是从新城到莫斯科的诸多途径,以及新城、普斯科夫、托尔诺克和莫斯科等城的地形。这些地图还是有相当高精确性的。

----以上文字摘自《中华读书报》2006年,图片来源自中华网和《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