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

 

  今年是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七十年前,数十万人参与了一场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般的战略大转移。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部奇迹,特有的魅力使它像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让我们再看长征,再次被震撼感动,这感动有关生命、有关人性、有关信仰……

 

红军“长征”一词的由来

  “长征”一词,随着红军长征的发展有一个演变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据中央档案馆梁慧荣的考证,“长征”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19355月中共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这是首次提出和使用“红军万里长征”一词。1935912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

红军长征简史

  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17日,红军占领遵义。1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 328日至 4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整个国家走上征途

摘自《长征——细节决定历史》,吴东峰、朱继红编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央机关于19341012日到达于都,又乘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爱克斯光机、满载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等等。毛泽东后来说:“就像大搬家一样。”埃德加·斯诺则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

红军长征时一天的生活:一般是清晨六时吹哨,但也常常五时或四时吹哨。起床后用15分钟时间整理行装,归还借来搭床铺的木板、门板和稻草。再用15分钟洗脸、刷牙、吃早饭、领干粮、整队。有时先头部队领完干粮,米桶就见底了,其他人什么也领不到了。

如果是宣传员,身上背着背包、挎包,腰里别着手枪,手上拎着一桶贴标语用的糨糊。卫生员要背起药箱,里面装着凡士林、碘酒、石炭酸、阿司匹林、绷带和脱脂棉。每人负重约十一二公斤。早晨出发前告诉大家当天的路程。白天休息两次:上午休息一次10分钟,午饭时间20分钟。没有午睡。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就都可以乘机休息一下。

  由于长征中通信设备紧缺,无线电报只用于军团之间,或与红军总指挥部间的联络,军团同下级单位联络或是用有线电话,或是用通信员人工传递。

  红军夜行军时,有的把圆圆的干竹破成几片,合在一起再一节一节地捆起来点燃,这样既不怕风吹,又很耐燃,一个班一把,简简单单,就照亮了整个行程。还有一种是松明灯,这是山区老乡常用的。仅有的两三个马灯,过山隘、桥梁,就把马灯集中起来给部队照明。总之,五花八门,战士们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制成照明器材,越简单越好,有照明器材,走起来就快多了。

  红四团在前往道县的途中,一直是急行军。战士们脚上都打了不少泡,一位小战士向政委杨成武抬起自己的左脚,像一个得了满分的学生,拿着自己的成绩单炫耀似的说:“看,一、二、三、四、五——整整五门‘炮’!”

  爬老山界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这座当地人所说的老山界差不多有两千米高,上山时坡陡路长,下山时坡也陡,但路程短。山路狭窄,战士只能排成单行前进。据说,上山30里,下山15里。他们这时才明白“里”是个“活数”。中国老百姓说“里”,是随着路途艰难的程度而变化的。上山的“里”只有下山“里”的一半。

  邓逸凡回忆说:长征途中,统计工作尤为辛苦。掉队的,逃跑的,负伤的,丢失的物资,补充的弹药,都要报。比如,晚上八点到宿营地,别人睡觉你不能睡觉。你得统计实力,计算、核实,第二天天一亮就交给首长。长征时,开始一天报一次,后来五天报一次,再后来十天报一次。

  苏静回忆说:红一军团长征途中的行军路线图,均为他所绘。每天画一张,油印十份,每一个行军队伍发一份。其时,睡觉比别人少,走路比别人多。苦啊!

贵州“天无三日晴”,阴雨天气相当多。泥土公路,人踩马踏,翻浆很厉害,行军格外费劲。  

王平回忆:红十一团接受任务抢夺北盘江渡口,到江边发现水不深,于是侦察排和第三营的勇士们脱得光光的,一手举着枪,头顶着子弹、衣服和背包向对岸徒涉过去。谁知刚登上对岸的山头,就发现敌人正从山的背面爬上来。他们顾不上穿衣服立即用机枪向敌人扫射。敌人掉头就跑,他们就光着身子追出20里地,老百姓看到这种情景都很惊奇。

  邓逸凡回忆长征途中印象最深的是往金沙江皎平渡口行进。邓逸凡说:“一百余里路,来回过河48次,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过河时以河间大卵石为蹬,跳来跳去。摔倒,爬起,爬起,摔倒,跌伤者不计其数。”

  红四团为赶在敌人前面到达泸定桥,连夜急行军。夜里大雨滂沱,路面淌着雨水,滑倒的更多了,拐杖也不灵了,队伍简直是在滚爬中前进的。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人还不断打瞌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为了防止跌到河里,最后,不得不每人解下自己的绑带,一条一条接起来,拉着前进。就这样,经过整整一夜的急行军,第二天早晨六点多种,到达了泸定桥的西岸,占领了西岸全部沿岸阵地,按照军委预定的时间赶到了目的地——泸定桥,创造了一昼夜高速行军240里的奇迹。

  19356月底,红三军团继续前进,翻越第二座大雪山——攀笔山。这次过雪山有了经验,大家喝点辣椒水,用盖的毯子把身体上部包得严严的,很顺利地就过去了。

  过雪山时,水是个问题,因为无法把雪化开。战士们不得不刨开地表的冰雪取下面的雪解渴。冰天雪地里战士们还穿着草鞋,有些人用破布把脚包了起来,大多数人没有包。有些战士是光着脚翻过雪山的。大多数人穿着单军装。许多人得了雪盲症,几天之后,他们的视力才逐渐恢复。

  据警卫员说,毛泽东也走得十分吃力。警卫员想去帮他,可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困境。毛泽东未穿棉袄。他的棉布裤子和布鞋不久便湿透了。路上又遇到一阵冰雹,只好躲在油布下避一避。警卫员陈昌奉几乎晕倒,毛泽东把他扶起来。而当毛泽东停下来鼓励战士往前走时,又是陈设法帮助毛泽东重新迈开步子的。

  193572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翻越仓德雪山,时任军委干部团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对爬雪山很有感慨。莫文骅在回忆录中写道:“爬山太觉吃力,爬山的本领锐减了一半。”莫文骅说:“然能鼓起战士们的劲的,是过了山便是打鼓(地名),听说那里的麦子已黄,粮食很多,能吃得饱,因此用力地爬。”

  黄忠学回忆:自从进了草地,就没有好好睡一觉。因为,不仅找不到一束稻草,连较高的地方都是湿漉漉的躺不下去。独一无二的办法是,撑起雨伞,两人背靠背地打盹儿。要是遇着夜间落雨,地面溢水,那就只有站着,急切地盼望着天明。不知谁发明了在火中烧牛皮吃的方法。一天,一个同志笑着对我伸出一双手:“给一块油炸饼干你吃吧。”我惊喜地接了过来瞧着:“你从哪儿捞到的饼干呀?”焦黄的颜色,缀着粟米大的泡泡儿,很像是油炸的。放在嘴里嚼了嚼,觉得味道不错,就问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呀?”“什么东西呀?牛皮吗!”他哈哈地笑了。我们宣传队有十来个人,每人都有一条牛皮带,往后,我们除了挖野菜充饥外,便是烤牛皮带吃。

  黄忠学回忆:某连队一个侦察员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了一喇嘛,他用马把喇嘛驮了回来,关向应副政委向喇嘛宣传了我党的政策,特别是少数民族与宗教政策,消除他的恐惧思想。喇嘛欣然领着战士们到喇嘛寺弄到了一部分粮食。我们按六块钢洋100斤的价格给了钱。这以后,我们见到喇嘛寺,就有组织地进去找粮食。所有喇嘛寺,照样没有一个人,战士们就在寺内寻找,有的在神座底下发现藏有粮食的地窖,有的在菩萨背后找着了粮食,我们仍然按照六块钢洋100斤的价格给钱。钱和粮食的数量都用字条写清楚后,再用一块布包好,放在神座上。

  过草地有五天到七天的路程。最先走过草地的部队,日子最好过。他们可以沿着杨成武的先头部队给他们标出的小路走。草地遍野是茸密的青草,水流不仅满坑满峪,而且满山遍野,有些地方三四十里,水深及膝,犹如泽国,水呈淤黑色,多数地方的水,绝不能作饮用。有时口干得要命,但见水不能喝,其中有些人不能忍耐喉里干涸之苦,不慎喝了不能喝的水,立刻肚子发胀,甚至胀至死。大部分地区的水,内含毒素极多,不仅喝了可以致命,有时脚上被草根刺破了,被毒水一漂,就要红肿起来,被刺之伤口溃烂,卫生部的人虽尽力设法医治,但医愈者很少,结果竟成残废。

  草地面硬而下软,地面长满青草,草根互相纠缠,步行其上,仿佛蹈上“浪桥”一般。杨定华叹道:“蜀道之难,恐难比拟其万一!”

  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在红军下雪山时病倒了,康复后又患了疟疾,疟疾好转后进入草地时又复发了。在他看来,这片草地是:“举目四望,不见一棵树木,茫茫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没有生气……那腐烂了的永远浸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

  过草地除了吃饭喝水难以外,拉屎也成一大难题。过草地根本没有蔬菜可吃,粮食少,饿得拉不出屎来。这是一种令人非常难受的折磨。好多同志就是因为拉不出屎,耽搁了几分钟而掉了队,再也没能跟上队伍。

  胡奇才回忆说,在草地里行军,根本谈不上洗澡,衣衫无法换洗,每人身上的跳蚤、虱子多极了。颈下胸前、胳肢窝都是极易长虱子的地方。到了宿营地,脱下衣服用火一烤,噼里啪啦作响。

  红十一团过班佑河时,抬着当时患病的周恩来的担架。怎样过河?后来是把红十一团政委王平和邓团长的骡马连起来,把担架放在两匹马背上,用牲口来抬,战士们互相用绑腿带联结着,在马的两边组成人墙,保护着担架,就这样把周恩来安全地护送过河。

  红三军团到哈达铺时就分外狼狈,人人衣衫褴褛,除了枪支弹药以外,就背着一个烧得黑黝黝的脸盆或喝水缸子,像叫花子一样。

  普通的红军战士,长征中走的路要比地图上标出的红军在一年中从江西走到陕北的二万五千里路多得多。他们常常一口气走80160里,忽上忽下,忽前忽后,走的完全不是直线。许多卫生员为了照料伤病员和垂危病人,三次甚至四次越过大雪山。对许多人来说,征途长达三万至四万里。

  关于长征的一种统计的叙述,是颇为动人的。它指出在沿路上,平均几乎每天有一次小接触,有15个整天的大战。在路上的368日中,235日耗在白日行军中,有18日耗在夜间行军中。在停留的100日中——有许多是用在作战上的——之中,有56日是在四川西北部度过的。二万五千里路的行程,只有44天的休息,平均每走350里才有一次休息。每天的平均行程是七十里。

  红军一共过了18个大山岭,有5个是终年积雪的,他们渡过了24条河流。他们经过了12个省,占领了62个县,除了打败或避开或包围了派去攻打他们的中央政府的各种军队以外,他们还冲破了十省不同的地方军阀的围攻军队。他们走入并且成功地通过了六种不同的未开化民族的区域,深入了数十年来中国军队从未到过的地方。

长征图书出版70年回顾

长征,是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英雄史诗,是战争史上的巍峨丰碑,这些往事,注定要在文字与镜头里永恒。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曾十走长征路的著名长征研究学者陈宇通过对这一领域的多年潜心研究与资料积累,以丰富的信息量表达出独到见地。(有删节)

图书

  红军长征专题图书,第一本专著当是陈云写于19358月,19363月始连载发表、7月结集出版发行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之后的70年间,据统计,我国共计出版红军长征专题图书约有2100种(包括回忆录、传记、学术专著、纪实文学、长篇小说、诗歌集、画册、歌曲等类别,不计重版翻印)。

  国家图书馆的藏书种类齐全,代表了这类书的出版总貌,但有的藏书并未进入社会借阅流通。细检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所藏长征专题图书书目,其种类在全国各大图书馆藏书中具有普遍意义,种类约在450余种。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所藏长征专题图书,以部分长征档案资料为珍品。

  全国各省区关于长征专题的图书收藏量,较多的要数长征沿线11个省区的图书馆,收藏量约在100~400余种。云南省图书馆在20067月公布的馆藏红军长征专题书目为211种。在这些省区的收藏中,尤以当地各级党史、地方史部门所搜集整理、内部印行的资料图书为珍贵。

  四川省收藏家李琦“长征图书展”所公布的藏书书目为375种。

  从对全国各大图书馆的长征题材书目的统计看,文献史料类约占15%,口述长征类(回忆录、传记)约占35%,史著及研究类约占5%,纪实作品类约占32%,文艺作品类约占5%,图片画册类约占3%,重访长征路的游记类约占3%,其他约占2%

文献史料及口述长征

  文电档案资料。主要有红军和国民党军双方的电报文稿、手令、作战报告,双方报刊对红军长征的报道等。这是客观记录长征真实情况和研究长征历史最基本的原始资料,是长征题材出版物中最具有权威性的档案文献。遗憾的是缺失不少重要文电。现结集出版的主要有《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等编印,1983),《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印,1986),《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丛书》(档案出版社,1987),《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199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等。近年出版的“长征档案”图书,基本上都是以上文献资料的重组和选编。

  红军将士长征日记。万里长征的壮举,为中国革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由于长征是在不断战斗、不断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中胜利结束的,留下的文字记载甚少。主要有肖锋著《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陈伯钧、童小鹏、伍云甫、张子意著《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林伟长征日记》(战士出版社,1986),《陈伯钧日记(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赖传珠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00)等。这些日记,对长征路上中共中央的方针,重大事件,战役战斗,所经之地的城镇风貌、地形气候、人情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记载和描述,对了解长征和研究长征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近年,多有改版翻印,但修订者填补上了一些本不是“日记”的东西,失去了原本面貌。因此,检阅这类图书,当是以早期版本为佳。

  口述长征史。红军在长征途中,由于自然环境险恶、军情紧急又特殊,留下的文献档案极少。作为长征主体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征途中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因此,关于红军长征史,今天人们所了解的,绝大多数来源于红军将士的回顾和口述长征史。主要划分为三大块:

  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口述长征,翻开长征口述史的第一页。陈云是第一位向世界口述红军长征的人。19351015日至22日,他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第一个关于长征的报告,也是关于红军长征最早的口述历史。陈云19358月在上海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3月开始连载于中共在法国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19366月,毛泽东等在陕北向美国记者斯诺讲述长征。这年底和1937年初,斯诺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和北平《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上连载发表了30余篇访问陕北的一组报道;19373月在北平出版《外国记者西行印象记》,1937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红星照耀中国》,19382月中译本《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发行。这期间范长江撰写了《塞上行·陕北之行》、幽谷撰写了《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等。

  长征将士群体口述长征史。长征胜利后,193685日,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给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发出电报和书信,为编辑出版“长征亲历记”征稿。编者从征集到的200多篇文稿中精选出100篇进行反复修改,这本汇辑后定稿为《二万五千里》,作者多是亲历长征的红军中高级将领,是记载红军长征史实的最早文献,是群体口述长征史。此后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等有关长征的专题书籍,篇目多源于此书。

新中国成立后撰写发表的回忆文章、回忆录和传统教育材料、报告。主要有周年纪念时的回忆文章,将帅回忆录,地方史采访记录等。几十年中,形成了三个较典型的阶段性成果:一是解放军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星火燎原》丛书有关红军长征的专辑;二是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顾长征》及199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长征》;三是1992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这三个方面的书,比较系统地汇集了红军将士回顾长征的文章。

长征史论著及研究

  长征史著。历史专著的撰写,需要大量原始档案资料的积累和萃取,需要足够时间的沉淀。撰写红军长征史专著,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初见于一些院校为了教学的需要而编撰的简易教材,其中还多有“文革”的影子。直到80年代中期纪念长征50周年前后,一批长征史专著才问世,如李安葆著《长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等。1987年第二届“中国图书奖”评选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3卷本)》(其中第1卷有红军长征内容,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获得最佳图书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等著),获荣誉奖。这标志着红军长征史图书的编著和出版有了阶段性重大成果。

  这些史著,在编著体例上,基本上是编年体,沿长征路线顺序展开;在编著形式上,有一本总述,也有多本分述(或分阶段,或各方面军独立成卷);在编著内容上,多以长征原始档案及相关历史文献和当事人回忆材料为基础,以当时党史和军史最新研究成果为创新点,力求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红军长征途中的每一次重大行动。主要著作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其中,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为比较权威的长征史著版本。此后至今出版的长征史著,多依照这些版本改写或新编。

  “长征大事记”图书的出版,是长征史研究中的重要类项,现见到的出版物约有20多种。出版时间较早的如郑理等编《红军长征大事纪略》(解放军出版社,1986),璞玉霍等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大事月表》(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纪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等。较有代表性的权威著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2)。

  长征历史研究。长征史在“文革”之前,主要处在搜集、整理资料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80年代初期、中期,许多将帅及老红军的回忆录在这一阶段撰写并出版。严格地来说,在之前的长征历史研究还很不系统和深入。80年代末期之后,长征历史研究才逐步步入轨道。许多专家学者在掌握大量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开始探幽析微,对史料作进一步阐发,力求准确、客观、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专题研究长征历史的图书出版,最初多是一些回忆文章与研究论文的合集。如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红军长征回忆与研究》(云南人民出版,1986),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编《长征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86),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等编《历史的丰碑:红军长征史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等。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时,各地推出多本研究论文的合集,如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光辉的扎西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军事科学院编的《英雄史诗,丰碑永存》(解放军出版社,1997)等。徐占权等编著《解读长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汇集了长征研究的诸多成果。

  独立完成的研究专著比较少见,有王庭科著《红军长征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张家德著《遵义会议系列研究: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严帆著《万里播火者:红军长征岁月的新闻宣传》(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收集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作者在沿着长征路实地重点采访调查的基础上,着重第一手材料,参考了许多老红军的回忆文章及专家学者的论著,力求将这一历史作一较完整的阐释,是专题研究长征的一本力作。

  长征精神研究。长征精神的产生经历,是红军紧紧围绕突破逆境、开辟新路这一中心任务而迸发出来的一种革命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1986年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时,中宣部、总政治部在宣传指导思想中将长征精神大体概括为“革命理想、革命英雄气概、艰苦朴素及群众关系”四个方面。

  1996年初黄河出版社出版的《长征精神万岁》,是研究长征精神的第一本专著。中央电视台为纪念长征60周年拍摄大型文献片《英雄史诗》时,要选择能代表各个历史时期“长征题材”的界碑性作品,经专家和有关部门从许多作品中筛选,最后确定《西行漫记》、《地球的红飘带》、《长征精神万岁》三本著作入镜。探讨长征精神的专著之所以当选,评审专家的理由是:“我们对长征的宣传,不能总是停留在对长征史的故事性叙述上。”由此也说明,长征题材的出版物,应当有新的突破,上档次。

  此后,几家出版社也出版了以“长征精神”为主题的图书,但现在见到的仅有5种。2006年由蓝天出版社出版的《长征精神论》,概述了几十年来理论界、史学界对长征精神的探讨,论述了长征精神的内涵,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新研究成果。

  长征精神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贵于坚持、勇于牺牲、乐于吃苦、重于求实、善于团结”的长征精神,会挺立起一个民族的脊梁。中国在经济腾飞的时候,不能没有精神的支撑。这个精神不是西方的精神,只能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而长征精神则是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的一座丰碑,。可以预测,下个“十周年纪念”时,长征精神题材图书的出版将成为长征宣传和研究的亮点。

纪实作品

  以文献档案、口述史料等为主体,以感人和可读性较强的文学语言描述长征的历史或人物,是20年来长征题材图书中的大项。

纪实作品的基本要求很简单:真实,好看。但在“文革”结束之前做到这两点,很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尽管思想理论界已经冲破“文革”的种种禁锢,但撰写和出版长征纪实作品还有待一个契机的出现而突破。

然而,多少有些让中国作者感到难堪的是,这个突破却来自一位外国人,他就是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已故),他以年逾古稀之躯,心脏装着起搏器,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我国寻访当年红军艰难走过的路,写成饮誉环宇的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译成中文后,数次重印,成为畅销书,名噪华夏。

  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故事”很大地刺激了中国作者。遵义会议旧址纪念馆的著名作家石永言即说:“面对索氏巨著,我感到愧疚,近乎于自惭形秽。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在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工作,每天接触的几乎都是有关长征的史料。外国人能做的事,为何中国人不能做?为何我不能做?于是我不安了,决心写一部有关长征的书,决心在这部书里生动地再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里的精神、生活风貌。如果不是这样,那便是愧对自己的工作岗位,我将无地自容,无颜见江东父老。”不久,石永言出版了《遵义会议纪实》、《草地惊变》。《遵义会议纪实》到20014,4次再版,累计印数达10万册。

  军旅作家徐贵祥对此也有同感,他在重访长征路后清晰地感觉到了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任重而道远,说:索尔兹伯里的著作是站在外国人的视角看中国的长征。但是长征路上还有许多故事等着我们去发掘,我们却没有做好,让一个外国人写了出来,中国流行、世界流行,作为一个军队出版工作者,我感到很不安,感到失职,这个工作本应由我们来做。

  自索氏长征著作问世后,长征纪实作品开始风靡中国出版界,作品层出不穷。这些作品以生动的文字讲述了红军长征的故事,歌颂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如程东著《残阳如血·长征实录》(广东旅游出版社,1992),刘秉荣著《沧海横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茂林、升泉著《马背上的共和国》(档案出版社,1995),李镜著《大迁徙》(解放军出版社,1995),陈宇著《蒋介石战败长征路》(黄河出版社,1996),陆平主编《再生之狱——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长征内幕——一个从溃败走向辉煌的旷世神话》(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于东著《血火煮江山》(作家出版社,1997)等。

据统计,从80年代中期至今近20年间,全国出版长征纪实作品约有120余种,在时间段上集中在1996年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时。较有代表性的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长征纪实文学丛书”(石钟山《红土黑血》、伍近先《山水狂飙》、陈宇《草地龙虎》),出版社邀约作者时即提出三个要求:(1)本丛书出版后,本社十年间不再出同类题材图书;(2)获图书大奖;(3)以名著《三国演义》的体例和水准要求写作。应该说,这三个标准达到了两个半,《三国演义》的写作风格可仿效,但水准要求太高了,难以企及。由此也说明,长征题材图书的出版,如有严要求高标准,是能出精品的。

长征的精神力量(有删节)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访谈

报告文学作家王树增历时六年,收集大量长征资料,采访上百位亲历长征的老红军,并数度行走长征路线而创作的60万字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是一部以全面的视角,理性地反映“长征”的作品。

记者:您的这部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与其他“长征”图书相比,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王树增:回首历史,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认识角度,会对历史事件作出不同的解读。《长征》一书并不是刻意为历史事件的纪念日而写,因为该书的写作准备早在六年前就开始了。那一年,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入选了一百件影响了人类千年历史的重要事件——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一致认为,在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间,中国有三件事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之一就是长征。这几乎成为我写作《长征》的动因。如果《长征》有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审视与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的视角是崭新的,我力求让这本书相对客观、真实地还原发生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长征的全貌,而这一全貌中能够彰显历史事件本质的内容无不令人震撼。

记者:你曾写过《远东朝鲜战争》《1901年》等较有影响的历史纪实作品,与它们相比,这次创作《长征》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王树增:我力求让《长征》给予读者以前未有的丰富史料,这些史料在记述中除了用来勾勒历史面貌外,更重要的是用以显现历史内容的本质。

从史料收集和研读开始,《长征》一书的写作持续了六年之久。感到最困难的是所有可见史料对历史事件细节记述的匮乏。由于年代久远,由于红军的作战伤亡率极高,由于当时参加红军的赤贫的农民许多人都不识字,因此保留下来的关于他们的记述很少很少,无论是正规的战史还是红军将领的回忆录中,都鲜见关于普通红军战士的史料,所以每一点发现对于写作《长征》都极其珍贵。所谓“纪实”,就是要求作家至少在事件、人物和历史流程上不能有丝毫的虚构;而细节是“文学作品”必不可少的血肉。对真实的细节的获取经过了艰苦的考证、收集和鉴别的过程。

同时,作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独到的认知,也是写作的一个难点,认知考验着作家的政治、历史和文学诸方面的素养,最终决定着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品格。

记者:你刚才也提到,“长征”同“火药武器的发明”和“成吉思汗的帝国”是中国入选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件重大事件中的三大事件。你觉得,同法国大革命爆发、爱因斯坦发表关于能量守恒定律、DNA链的奥秘被解开等入选事件相比,长征的入选意味着什么?在七十年之后的今天,长征对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

王树增:从世界文明发展与进步的角度看,人类为了到达理想的彼岸一直孜孜不倦地求索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所蕴涵的理想与信念的力量震惊世界。可以肯定地说,那些选择“影响人类历史进程”最重要事件的学者和专家,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理想没有共同之处。从“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角度讲,长征体现了人类为了理想和信仰不屈前行的精神和意志,这种精神和意志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和那些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生存面貌的科学创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书写的是支撑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

----以上所有引用资料来自《中华读书报》、《文摘报》《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和媒体,特此致谢。